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类型及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影响研究

【作者】王化笛，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职业教育、生涯教育研究；陈林，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摘要】在借鉴以个体为中心方法和以变量为中心方法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高职学生群体实际状况，确定了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类型，探讨了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类型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了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存在类型化特征，可分为轻微、低度、中度和高度四种类型；生涯决策困难在性别与年级上存在异质化表征；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存在多元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对不同性别、年级和类型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存在差异化的影响路径。为此，我国要强化高职学生自主决策能力，提高学生自身对生涯决策行为的理念认知与主动考量；完善家庭帮扶，提升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的认知与干预能力；推进生涯教育，建立健全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培训与指导机制。

【关键词】高职学生；生涯决策；父母干预；心理韧性；生涯适应力

【本文引用】王化笛, 陈林, 徐生梅, 顾雪英. 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类型及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影响研究[J]. 高校教育管理, 2025, 19(2): 86-100.

高职学生正处于生涯探索阶段，他们在升学和就业、择业选择时都会面临生涯决策问题。生涯决策涉及复杂的心理历程与行动，需要学生拥有相关的知识和决策技术，具备决策能力。然而，在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就业导向和升学导向间的张力凸显了高职学生“学校工作”过渡的困境。高职学生在教育场域中获得的技能培训和教育未能被转化为充分的就业支持，生涯决策的多样性减弱，难以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顺利过渡。因此，高职学生的生涯决策困难成为普遍现象，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据此，有研究基于生涯自我管理模型的概念框架，构建了提高高职学生生涯决策质量的模型，并探讨了生涯价值观、生涯自我效能感、生涯目标以及学业成绩、年级、性别、专业类型、生涯适应力等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的影响。但就整体而言，国内关于生涯决策困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普通本科大学生上，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的观照有所不足。同时，已有研究并未明确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是否具有类型化特征，以及家庭层面的因素如何影响高职学生的生涯决策。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潜在剖面分析方法确定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最优分类，并通过以变量为中心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生涯决策（Career Decisionmaking）是指人们在一生的不同发展阶段所进行的与学业、工作相关的决定。生涯决策困难是指个体在进行学业、工作等相关生涯决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阻碍和挑战，导致无法顺利作出决策的状态。生涯决策困难的研究起步于1909年，加蒂（Itamar Gati）等从理论上探讨生涯决策困难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根据加蒂等提出的模型，生涯决策困难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十个方面，即缺乏准备，包括缺乏动机、犹豫不决、错误的信念；缺乏信息，包括缺乏决策过程的信息、缺乏自我的信息、缺乏职业的信息、缺乏获得信息的方式；不一致的信息，包括不可靠的信息、内部冲突、外部冲突。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的生涯决策困难处于中等水平，在生涯决策的各类困难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存在性别、年级和专业等多方面的个体差异。虽然诸如此类的研究可以确定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高低水平，但却不能明确在实际场景中各种类型生涯决策困难学生的数量，甚至无法判断学生之间的异质程度是否足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也无法判断将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分为某几个水平是否具有统计和实践上的意义。事实上，已经有研究采用潜在类别模型对生涯决策困难的类型进行探讨，这为本研究使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探究生涯决策困难提供了参考。例如莱文（Nimrod Levin）等对8 918名14~50岁美国人的生涯决策困难类型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发现生涯决策困难可以分为缺乏动力（Unmotivated）、一般性犹豫不决（Generally Indecisive）、不切实际（Unrealistic）、不了解情况（Uninformed）和矛盾冲突（Conflicted）五种类型。以变量为中心方法的相关研究指出，当调查对象群体在生涯决策困难五级计分量表的均分处于3左右时，通常认为该群体的生涯决策困难处于中等程度，我国大学生和高职学生的生涯决策困难整体处于中等程度的判断正是由此得出。那么，以生涯决策困难的中等程度为分界点，生涯决策困难程度还至少应有中等以下程度和中等以上程度，共计三种程度。因此，本研究在借鉴以个体为中心方法和以变量为中心方法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高职学生群体实际状况，提出研究假设1。

H1：高职学生存在低度生涯决策困难、中度生涯决策困难、高度生涯决策困难三种生涯决策困难类型。

在生涯决策困难的相关研究中，家庭的影响已逐渐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重要环境因素。个人与身边重要他人（父母、朋友、恋人）的关系在生涯决策困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个人和父母关系的质量与其生涯发展具有显著相关性。父母不仅要负责管理自己的生涯，而且要对孩子的生涯决策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指导，采取有效的生涯干预行为。本研究所指的父母生涯干预行为是指父母为子女生涯决策所采取的相关行动，主要包括支持、干涉和缺位三个维度。父母生涯支持是指父母鼓励子女探索他们生涯并在必要时提供建议；父母生涯干涉是指父母将自身的生涯偏好强加于子女并对其进行干涉；父母生涯缺位是指父母缺乏能力或不愿向子女提供生涯发展方面的有效帮助。已有研究表明，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助于提升大学生自我意识并降低其生涯决策困难。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2。

H2：父母的生涯干预行为会影响高职学生的生涯决策困难。

心理韧性表现为个人在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适应能力，能够直接影响高职学生的生涯决策，降低他们的生涯决策困难。心理韧性与高职学生的生涯发展息息相关，提供坚实的后盾和安全支持环境对他们心理韧性的发展会产生积极影响，这种积极影响会改变他们的生涯感知和生涯行为，并将会反映在其生涯决策上。那么，父母生涯相关行为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环境要素，可能会通过高职学生的心理韧性影响其生涯决策，这在已有研究中也能够得到证实。不过，由于直接针对高职学生的相关研究有限，我们可以从有关青少年、大学生或中职生等群体的研究中获得一些启示。首先，高职学生的心理韧性和决策策略对生涯决策困难的影响所带来的方差占比较高，且心理韧性对决策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影响大于决策初期。其次，高职学生的心理韧性在核心自我评价和生涯决策困难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也在家庭功能和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父母通过提供信息和资源等，帮助高职学生更好了解生涯发展路径，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而心理韧性的增强则使高职学生在面对生涯决策时能够更加理智，在生涯决策中更具主动性与创造性。因此，本研究以心理韧性为中介变量提出研究假设3。

H3：心理韧性在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和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生涯适应力强调个体与其生活环境间交互作用的重要性以及个体所面对的非成熟性问题，可将其视为个体因应生涯角色变化并与之保持平衡的能力。在生涯建构理论中，生涯决策困难被描述为生涯适应力的一个相关因素和重要指标。生涯适应力在个体的完美主义和生涯决策困难、自我感知就业能力和生涯决策困难、兴趣和能力灵活性与生涯决策困难、模糊容忍度与生涯决策困难、自我意识与生涯决策困难、未来时间洞察力与生涯决策困难的关系中均能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因而成为个体生涯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无独有偶，生涯适应力同样能够在家庭或父母对孩子生涯决策的影响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看，生涯适应力在父母生涯发展期望和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高水平的父母生涯支持和低水平的父母生涯干涉对高职学生的生涯探索有积极影响，生涯探索又能够积极预测他们的生涯适应力，而父母生涯缺位则对高职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有直接的负面影响；父母生涯干涉和缺位会加深高职学生的生涯决策困难程度，并能够通过生涯适应力间接影响他们的专业满意度；父母生涯支持能够通过生涯适应力的中介作用对高职学生的生涯决策困难产生抑制作用。概言之，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可以通过生涯适应力来改变高职学生生涯决策的积极性、自信感和从容度，使他们的生涯决策应对能力产生变化。因此，本研究以生涯适应力为中介变量提出研究假设4。

H4：生涯适应力在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和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之间起中介作用。

如前所述，已有研究支持了心理韧性和生涯适应力分别能够在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和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中发挥中介作用的假设。同时，心理韧性和生涯适应力之间又存在密切的关系，二者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那么，心理韧性和生涯适应力亦有可能在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影响中共同发挥作用。有研究证实了心理韧性可以预测生涯适应力，并能够在模糊容忍度与生涯适应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以及能够在情绪智力和生涯适应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父母生涯支持还能够通过心理韧性间接影响生涯适应力的不同方面。心理韧性和生涯适应力强的高职学生往往能够在冷静分析自我特征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作出更合适自己、明智的生涯决策。因此，本研究以心理韧性和生涯适应力共同作为中介变量提出研究假设5。

H5：心理韧性和生涯适应力在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和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研究假设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选择

在进行调查前，本研究征集了研究对象接受调查的意愿。基于各省份反馈情况和课题组实际状况，所涉及被试均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从江苏、广东、江西、安徽、广西和贵州六个省份同意接受调查的高职院校中选取。在综合考虑学校属性（省属或市属）、学校类型（是否入选“双高计划”）等特征基础上，本研究最终确定了18所高职院校作为样本。之后，在考虑各年级学生比例基础上依据计算机模拟的结果，课题组通过问卷星线上平台发放电子问卷进行数据收集。所有参与者在填写问卷前均对此次调查的目的、结果使用意图及填写要求知情且同意供研究者开展相关研究使用，本研究承诺对所有的信息严格保密并仅用于科学研究。本研究共计发放问卷3 039份，其中，有效问卷2 498份，有效应答率为82.20%。在有效样本中，男生794名，女生1 704名；一年级学生1 463名，二年级学生786名，三年级学生249名；来自城镇的学生410名，来自农村的学生2 088名。

（二）研究工具

1. 量表来源。一是“生涯决策困难”测量量表。本研究采用李娜修订的“生涯决策困难”量表进行测量，包括准备不足、信息探索困难和冲突矛盾三个维度，共计35项条目。本研究按照Likert 5点（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计分，总分越高，表示生涯决策困难程度越高。二是“父母生涯干预行为”测量量表。本研究采用马玲玲翻译和验证的中文版“父母生涯相关行为”量表进行测量，包括支持、干涉和缺位三个分量表，共计15项条目。本研究按照Likert 5点（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计分，总分越高，表示父母生涯干预行为水平越高。三是“心理韧性”测量量表。本研究采用于肖楠等修订的由康纳（Kathryn M. Connor）等开发的中文版“心理韧性”量表进行测量，包括坚韧性、力量性和乐观性三个维度，共计25项条目。本研究按照Likert 5点（1=从来不，5=一直如此）计分，总分越高，表示心理韧性越强。四是“生涯适应力”测量量表。本研究采用于（Haibo Yu）等开发的中文简版“生涯适应力”量表进行测量，包括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和生涯自信等四个维度，共计12项条目。本研究按照Likert 5点（1=不强，5=非常强）计分，总分越高，表示生涯适应力越强。

2. 预试与检验。由于测量工具所应用的国家文化背景、测量年代和测量对象等不同，在使用测量工具之前，本研究进行了预试与检验，包括项目分析、结构效度分析和信度检验等（见表1）。预试阶段，本研究从整群抽样获取的18所高职院校中随机发放问卷274份，其中有效问卷258份，有效应答率为94.16%。有效样本中包括158名男学生，100名女学生；138名一年级学生，68名二年级学生，52名三年级学生；60名来自城镇，198名来自农村。

在项目分析方面，首先，本研究采用临界比值法计算决断值t。在计算每个量表的总分后，本研究从高到低排序（得分前27%的为高分组，得分后27%的为低分组），将各个量表的每一题项在高分组和低分组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各量表题项得分平均数的决断值（t值）大于3且差异显著（P＜0.001），说明各题项在高分组和低分组的区分度较高，无需删除题项。

其次，本研究采用题项与总分相关法判断题项与总分的相关性。本研究计算出的各题项与总分的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0.4且相关性显著（P＜0.01），说明各题项与量表均有较高的相关度，无需删除题项。之后，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共同性法进行同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各题项的共同性值均大于0.4，说明每个量表各题项能够测量到变量构念的程度较高，无需删除题项。在结构效度分析方面，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检验结构效度。结果显示，所有量表的大部分拟合指标均符合统计标准，结构效度良好。在信度检验方面，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所有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8，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综上，本研究中的所有量表工具均能够有效应用到正式测量中去。

正式测量。在对研究工具进行预试和检验后，本研究进行正式测量。结果显示，生涯决策困难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53，三个父母生涯干预行为（支持、干涉和缺位）分量表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48、0.875和0.853，心理韧性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43，生涯适应力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43。

表1 研究工具预试检验结果

（三）数据分析方法

首先，本研究通过SPSS 25.0和Mplus 8.3对量表工具进行项目分析和信效度检验，评估生涯决策困难、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心理韧性和生涯适应力量表的可用性。其次，本研究通过Mplus 8.3进行潜在剖面分析，确定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类型，通过SPSS 25.0进行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明确人口学变量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类型的影响。同时，为了排除共同方法偏差的干扰，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数据进行检验，将4个测量量表的共计87个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抽取的14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力小于临界值的40%（初始值方差百分比为12.4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最后，本研究通过Mplus 8.3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全面分析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类型分析

为了确认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类型数量的最优结果，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法，以生涯决策困难的三个维度（准备不足、信息探索困难、矛盾冲突）为指标，共拟合了6个模型（类别数量k=1,2，…，6），拟合指标结果汇总见表2。从检验结果来看，随着类别数量和模型复杂度的增加，赤池信息标准（AIC）、贝叶斯信息标准（BIC）、调整后的贝叶斯信息标准（ABIC）值在不断变小，而信息熵（Entropy）在不断增大。其中，六类别模型的似然比检验（LMR）指标不显著，说明六类别与五类别并无本质差别，因此，五类别模型比六类别模型更好。五类别模型中有两个类别的概率均低于5%，说明这两个类型的典型性有所不足，分类不够合理。四类别模型中每个类型的平均概率分别为92.7%、88.8%、94.1%和91.2%（见表3），说明把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分成四类的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性和可靠性。因此，本研究最终确定四类别为最优潜在剖面分析模型，这一结果基本支持了研究假设1。

四种类型生涯决策困难在准备不足、信息探索困难、冲突矛盾三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见表4和图2）。以生涯决策困难的准备不足、信息探索困难和矛盾冲突的得分为依据，本研究对四种类型的生涯决策困难进行命名。由于所采用的生涯决策困难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中间值为3分，因此，本研究将低于中间值的类别1和类别2分别命名为轻微生涯决策困难和低度生涯决策困难，将高于中间值的类别3和类别4分别命名为中度生涯决策困难和高度生涯决策困难。

表2 不同潜在剖面模型的拟合适配度比较

表3 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潜在剖面的分类准确性概率

表4 不同类型生涯决策困难的高职学生在三个维度上的均值和标准差

注：***、 **、 *分别表示在0.001、0.01、0.05水平上显著；下同。

图2 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潜在剖面

（二）高职学生各类型生涯决策困难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本研究以高职学生的性别、年级和地区为自变量，以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类型为因变量进行卡方检验。表5报告了不同性别、年级、地区的各类型生涯决策困难学生分布情况，并报告了在这些变量上各种类型生涯决策困难高职学生的分布差异。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和年级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类型在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区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类型在分布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实际上，多数研究也都支持生涯决策困难存在性别、年级间的差异。具体来看，高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中男生占比高于女生，中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中女生占比高于男生。与一年级和二年级的高职学生相比，三年级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类型中低度生涯决策困难和高度生涯决策困难的占比最高，轻微生涯决策困难和中度生涯决策困难的占比最低，这与朱亮的研究相反。因为随着年级变化，三年级高职学生在面临升学、就业等诸多选择时更容易产生高度的生涯决策困难。

基于最终确定的生涯决策困难类型，本研究继续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性别、年龄和地区等人口学变量对生涯决策困难类型的影响。表6汇总了将“轻微生涯决策困难”作为基准所得到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OddRation（OR）系数反映了不同背景特征的高职学生属于某一非轻微生涯决策困难类型（非参照组）概率的高低。其中，高职男生被归为高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的概率比女生更高。相较于三年级高职学生，一年级和二年级高职学生被归为低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的概率更低。另外，高职学生生源地对生涯决策困难类型的影响不显著。

表5 各类型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表6 各类型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在人口学变量上的Logistic回归结果

注：a为轻微生涯决策困难组为参照组;b为女性、三年级、农村组为参照组。

（三）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影响分析

为了探究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影响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基准中介模型。基准模型的拟合指标分别是χ2=617.255，df=53，χ2/df=11.646，RMSEA=0.065，SRMR=0.034，CFI=0.970，TLI=0.957，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良好。同时，基准模型良好的拟合表现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中也得到了验证。由于不同类型生涯决策困难高职学生在性别和年级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建构并估计了不同性别、年级和类型高职学生的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具体结果见表7。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级和类型高职学生群组的平行模型与基准模型的卡方值差异均显著，说明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年级和类型上存在差异。

表7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检验结果

首先，在不进行分组的情况下，本研究将调查并清洗后的所有数据直接纳入中介模型进行检验（见表8）。结果发现，父母生涯支持能够单独通过心理韧性或通过心理韧性与生涯适应力的共同作用间接影响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父母生涯干涉和缺位则能够直接或通过生涯适应力间接影响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具体来说，父母生涯支持能够通过多条路径降低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父母生涯干涉和缺位则会通过多条路径加剧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这些结果不同程度地支持了研究假设2至假设5。

表8 基准模型的路径检验结果

本研究将结构方程模型的计算结果进行整理后得到图3。结果表明，心理韧性和生涯适应力能够通过多条路径和多种方式在父母生涯干预行为与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其次，本研究进一步对不同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检验结果进行分析（见表9）。分析结果发现，一是相较于男生，女生更容易受到父母生涯干预行为的影响。男生的生涯决策困难受到父母生涯干涉和缺位的直接影响，女生的生涯决策困难既单独通过心理韧性或心理韧性与生涯适应力的共同作用受到影响，又受到父母生涯干涉的直接影响或父母生涯干涉通过生涯适应力的间接影响，还受到父母生涯缺位的直接影响。二是相较于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三年级学生生涯决策无需太多的父母生涯支持。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的生涯决策困难既单独通过心理韧性或心理韧性与生涯适应力的共同作用受到影响，又受到父母生涯干涉和缺位的直接影响；三年级学生的生涯决策困难除了受到父母生涯干涉和缺位的直接影响外，还受到心理韧性与生涯适应力的共同影响。三是生涯决策困难程度越高的学生类型越容易受到父母生涯干预行为的影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父母及家庭在解决学生生涯决策困难问题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具体来说，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对轻微生涯决策困难类型的学生没有显著影响，父母生涯支持通过心理韧性间接影响低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的学生，父母生涯干涉和缺位直接影响中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的学生，父母生涯支持、干涉和缺位均直接影响高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的学生。同时，父母生涯支持能够单独通过心理韧性或心理韧性与生涯适应力共同影响高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的学生，父母生涯缺位能够单独通过心理韧性或心理韧性与生涯适应力共同影响高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的学生。

图3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注：a表示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路径，b表示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的路径，c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路径，d表示中介变量之间的路径。

表9 不同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检验结果

注：受篇幅所限，仅汇总路径检验显著的数据分析结果。

通过对不同群组路径检验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男生生涯决策困难水平的降低更需要减少父母的生涯干涉和缺位，女生则需要父母在强化生涯支持的同时减少生涯干涉和缺位。这说明女生的生涯决策更容易受到父母生涯干预行为的影响。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降低与父母的生涯支持、干涉和缺位均存在密切联系，三年级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降低则更需要父母减少生涯干涉和缺位，这反映出三年级学生的生涯决策能力及其面临的生涯决策境况或许已有较大变化。另外，生涯决策困难程度越高的学生类型越容易受到父母生涯干预行为的影响。总之，以上研究发现为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参考思路。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 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存在类型化特征，可以被归纳为四种类型。具体来看，中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人数比例最高，轻微、低度和高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人数比例偏低。这反映出我国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层级呈“橄榄型”分布状态，也反映出高职学生整体面临较为严峻的生涯决策问题，亟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其中，轻微生涯决策困难类型高职学生在面对选择时会显得游刃有余，知道如何在系统评估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和抉择；低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高职学生具有较好的自我与环境认知能力，对未知的选择持较为乐观态度，倾向于通过自我调整来战胜决策困难；中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高职学生对自我和环境的认知不够充分，面对选择时难以下定决心，不善于适时作出决策；高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高职学生在面对决策时经常显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着手，在决策困境中难以坚持自我，迫切需要家长、教师及同学等外部帮助。

2. 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在性别与年级上存在异质化表征。具体来看，男生被归为高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的概率比女生更高，一二年级学生被归为低度生涯决策困难类型的概率比三年级学生更高，这说明男生生涯决策困难程度相对较高，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的生涯决策困难程度则相对较低。究其原因，生涯决策困难的性别差异在社会角色、职业身份与工作属性等方面有着直接体现，生涯决策困难的年级差异则可能是因为不同层次的高职学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就业困境等有所不同。一年级的“适应期”主要是专业发展方向选择，二年级的“稳定期”主要是专业能力提升谋划，三年级的“过渡期”主要是升学与择业选择。

3. 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存在多元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与普通本科院校及本科生不同的是，高职院校具有明显的地区性特点，高职学生大都来自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甚至本市，他们与家庭的联系更加密切、与父母的交往更加频繁，个人的生涯决策因而更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相较于支持，干涉和缺位的存在会引发高职学生的“逆反”和“无力”反应，直接造成他们的心理不适，使他们在面对生涯决策时显得手足无措。

4. 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对不同性别、年级和类型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存在差异化的影响路径。其中，男生的生涯决策困难受到干涉和缺位的间接影响，女生的生涯决策困难则受到支持、干涉和缺位在多条路径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的生涯决策困难仅受到支持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三年级学生的生涯决策困难则受到干涉和缺位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此，不同性别、年级和类型生涯决策困难学生需要父母生涯支持、干涉和缺位针对性发挥作用。

（二）对策建议

为有效缓解高职学生的生涯决策困难，我们必须从高职学生个体自身、家庭、学校等多方面入手，不仅要积极鼓励并支持父母适当的生涯干预行为，而且要强化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引导与包容机制，以此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态。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 强化自主决策能力，提高自身对生涯决策行为的理念认知与主动考量。碍于个体身心发展客观规律，高职学生正处于不断向外探索的好奇阶段，个体的生涯选择与决策都是影响其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高职学生在面对升学与择业等现实困顿时，要提高自身对生涯决策行为的理念认知与主动考量，进而及早为“不确定性”的未来发展做好生涯准备。一是提高对生涯决策的价值认知与理解。准确认识到生涯决策是事关个人未来成长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决定个人生涯建构质量与水平的重要内容。故而，高职学生必须积极、主动了解他人的经验教训，为自身做好个人生涯决策提供参考。例如高职学生可主动搜集信息，提前了解相关用人单位的能力要求和考察标准，提高自己与求职单位的双向适配度。二是积极参与各种类型的社会实践，增强自身的心理韧性和生涯适应力。例如除了学习各种专业化知识与技术技能外，高职学生还应该主动将自身兴趣与专业发展优势相结合，积极参加与自身兴趣、专业发展以及与生涯选择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等，进一步强化自身在面对生涯选择时的社会适应性与综合竞争力，以此夯实自身的社会实践经验。三是明确生涯发展方向，提前做好经验积累与谋划应对策略，以便在生涯选择过程中从容应对，降低生涯决策困难带来的焦虑情绪，积极应对生涯决策时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

2. 完善家庭帮扶，提升生涯决策认知与干预能力。家庭是人才培养的起点，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所表现出的生涯干预行为会潜移默化地对高职学生的生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正如本研究发现，父母在家庭环境中所展现的生涯干预行为不仅会以多种方式影响高职学生的生涯决策困难，而且这种影响在不同性别、年级和类型的高职学生之中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作为高职学生生涯决策直接影响因素的重要他者，父母要转变态度、主动作为，积极参与高职学生的生涯决策。首先，父母应坚持以促进高职学生的生涯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提高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进行干预的责任意识与情感意愿。一方面，父母要主动了解高职学生对生涯决策的价值认知、想法和态度，积极帮助高职学生进行自我评价与经验总结，使他们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自己，挖掘自身兴趣和优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增强高职学生应对生涯决策困难的理性分析能力。另一方面，父母要着重培养高职学生的自主决策能力，帮助高职学生强化心理韧性和生涯适应力，提高高职学生面对生涯决策困难的问题解决能力。其次，父母要为高职学生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科学的生涯决策指导。父母不仅要为高职学生的生涯决策与职业选择树立榜样，而且要通过社会咨询、经验借鉴与信息收集等方式，为高职学生的生涯决策与职业选择提供有效的决策指导与发展建议。父母既需要鼓励高职学生积极参与生涯决策的自我实践与主动探索，寻求适合自身兴趣与发展需求的生涯方向，又需要通过良好榜样示范与有效指导，帮助高职学生在生涯决策困境中找到解决思路与应对方法。

3. 推进生涯教育，建立健全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培训与指导机制。为保证高职学生生涯决策的科学有效，高职院校必须强化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的综合素养与价值认同培养，避免生涯教育、职业指导与求职帮扶等出现偏差或走形。一是专门设计并制定高职学生生涯决策指导管理规定与实施办法，保障高职学生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具备完善的权益维护机制。例如职业院校应切实根据地区性职业教育的现实情况，通过听证会、座谈会与调研组等形式，广泛征集促进高职学生生涯决策的指导意见与建议，制定适合高职院校实际发展需要的学生生涯决策管理办法，进而保证高职学生生涯决策教育与指导的合法性与科学性。二是完善高职学生生涯决策的数据化信息收集与个性化指导服务，保证高职学生获得适合自身生涯发展需要的生涯决策指导。例如高职院校要运用区块链、数据仓、服务器等信息技术，建立高职学生生涯发展与决策的信息预警机制，通过将高职学生在学业成就、实践活动、技术技能与职业兴趣等方面的数据进行画像构建，帮助高职学生对个人生涯发展与决策进行信息化管理和数字化预测，并以此进行自我完善与差异化帮扶。三是展开家校合作，强化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的双重保障。一方面，高职院校必须强化对高职学生的生涯决策指导与帮扶，包括提供专业化的心理咨询、就业辅助、实习机会与职业推荐等，同时家长应积极配合学校的生涯教育辅导工作，帮助高职学生就有关生涯决策问题与学校达成一致见解，切实为高职学生生涯决策提供有效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要着力培养高素质的生涯咨询师或生涯教育工作者，从而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生涯教育的质量和服务水平。例如高职院校应引进专业化的教育资源、组建高水平的生涯教育师资队伍等，为高职学生生涯决策设计更有效的干预方案、提供更实用的干预方法、研发更简易的干预工具等，实施专业化、多元化、有效性的生涯决策教育和指导帮扶，为全面提升高职学生生涯发展指导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五、结语

本研究把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和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相结合，确定了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四种类型，即轻微生涯决策困难、低度生涯决策困难、中度生涯决策困难、高度生涯决策困难，明确了父母生涯干预行为对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差异化影响。以上分析不仅进一步解析了中国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的基本特点、现实表征及其与父母生涯干预行为的差异化影响，而且丰富了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分析的相关理论研究，对完善和丰富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帮扶策略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然而，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拓展。一是采用截面数据虽可以探索高职学生生涯决策困难类型，但对生涯决策困难的变化状况尚不明晰。二是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有赖于参与者的自我报告，这些数据在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时可能带有一定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三是研究的样本虽然来自多个省份的多所高职院校，但数量还比较有限，外部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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