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eer Education Now

导读：美国的“生涯教育”（career education）理念是在何种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其内涵与国内通常所理解的“生涯教育”是否一致？本文即是时任美国联邦最高教育官员Sidney Marland于1971年1月23日在美国全美中学校长协会年会（休斯顿）上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Marland深入剖析了当时美国中学教育体系存在的诸多核心问题，尖锐指出中学教育辜负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现实需求，并强调了教育改革的紧迫性。他首次明确提出了“生涯教育”的概念，倡导教育领域的范式转变：一方面要打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阶级化”界限，推动两者的融合；另一方面强调教学内容应当紧密结合现实需求，增强学生的现实适应能力，从而使高中毕业生既能携带必要技能直接进入职场，也能根据自身兴趣选择进入大学深造。

作为一名富有远见的教育家与资深的政府官员，Marland提出的教育愿景是：在中学阶段，教育不应仅局限于抽象的书本知识，更应当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工作世界，培养他们健全的品格修养，帮助每个学生最大程度地激发自身的潜力与主动性。这种范式改革，对于今天中国教育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依然具有启发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44年后的今天回望美国的教育现实，Marland当年的美好设想似乎依然未能完全实现。

演讲者：Marland, Sidney P., Jr.于1970年至1973年担任美国教育专员及相关职务（时任美国联邦最高级别教育官员）。文中括号为译者注。

摘要：尽管技术变革导致技能要求提升，使得职业教育（就业技能训练为核心的教育）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社会仍将其视为次于普通教育（以大学升学、综合基础教育为目的的教育路径）的次等选择。从广义上说，所有教育都是生涯发展教育（具有整合性、发展性、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内容，使学生可以接触到与现实关系紧密的、有助于学生探索未来发展的、并习得重要终身学习技能的教育，下文简译为生涯教育），为生活提供必要技能。在各类教育形式能够整合为综合性职业发展体系之前，提出过渡性战略的四项主要举措：（1）将联邦支持引导至各州用于培养紧缺人才职业的教育项目；（2）提供更广泛的课程，以增强职业选择灵活性；（3）加强与企业和工会组织的协调合作；（4）加大对各级教育中对生涯教育的支持力度。

鉴于我今天将用主要篇幅探讨生涯教育这一主题，不妨先谈谈我的新工作，这是段弥足珍贵的学习经历。

就以教育专员在华盛顿权力序列中的地位为例，我向来认为联邦政府专员是至关重要且前景光明的职位。因此当得知某位联邦高官每年都能配备一辆价值三万美元的豪华防弹轿车时，我立即询问了教育专员的用车待遇。

结果令人意外：一辆小巧、外形怪异、破旧的二手Rebel。在我提出改善要求后，他们送来了一辆稍新些的、同样小巧的二手Rambler，但依旧形状怪异（注：Rebel和Rambler都是由AMC在20世纪中期推出的“经济适用”车型）。

我并没有泄气，只是被现实稍微教训了一下。这其实是辆不错的车，何况有人向我保证过：教育专员几乎从不会遭遇枪击。

生涯教育近来成为联邦教育办公室（Office of Education，彼时联邦层级中负责全国教育政策的最高机构，后发展为美国教育部）的热门议题。本质上，我们正在试图回答一个宏大的问题：当今美国职业教育的优劣何在？如何扬长避短？

稍后我将向各位阐述我们的核心观点，以及联邦政府——尤其是教育办公室——为助力诸位重塑职业教育及生涯教育课程体系所应采取的措施。因为我们一致认为职业教育亟需改革，我坚定地主张将其列为美国教育部应重点推进的少数核心领域之一，我们将调集最优质的资源全力实现职业教育彻底而持久的变革。

但请允许我在这个节点上稍作延伸，来谈谈生涯教育，这不仅仅是从联邦政府的视角，也是从你我，以及所有有志于将毕生奉献给教育事业的人们的共同立场——教育的首要使命在于发掘并释放个体宝贵潜能。我对这一教育核心领域的关切，早在我进入联邦教育办公室之前就已深植于心。这是三十余年校园生涯积淀的思考——是在纽约市、匹兹堡和伊利诺伊州温内特卡等迥异的教育场景中对于职业教育问题的充分观察。即便在温内特卡这个物质条件远超美国绝大多数社区的典型郊区，仍有许多家长对孩子所学内容的逻辑性与现实关联性深感忧虑，尤其是想到这些孩子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将面临一个高度复杂、极具专业性且快速变化的职业世界时。

温内特卡居民，与大多数美国人同样，追问：我们究竟为何而教育子女？

像我这样的教育者们似乎通常回答：我们其实并不确定。

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我们时代的烙印。由于许多教育工作者始终未能把握如何平衡双重责任——既要回应学生个体需求，又要满足国家无穷无尽的社会经济诉求，他们往往禁不住像神明般对职业教育者指手画脚：既谴责他们未能满足国家人力资源需求，更斥责其辜负了年轻人的职业发展诉求，更不必说实现青年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自我价值了。

你们中多数人都是中学行政管理者。和我一样，你们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应付大学升学率。职业技术教育始终是不太重要的关注目标。当职业教育教师和管理者被忽视和受指责的时候，我们始终沉默。

这既是逻辑上的荒谬，更是一种巨大的不公。面对着绝大多数毕业生从未踏进过职教课堂的事实，我们怎能将每年离校的数十万无一技之长的年轻人们归咎于职业教育者？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学生只是不幸被困在非驴非马课程体系中的囚徒——既非真正的职业教育，也非纯粹的学术培养。我们称之为普通教育（用词为general education，这里翻译为“普通教育”更加准确，不同与大学阶段的“通识教育”译法）。我建议废除它。

无论我们代表联邦、州还是地方利益，无论执教还是管理，都必须摒弃“错在他人”这种自我安慰。公立教育体系普遍未能使学生获得并保持体面工作，对此，我们都有责任。同样，解决这一问题也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正如格兰特·维恩博士在《人、教育与人力资源》中所说：“若要建立服务于每个个体、以自我引导方式激发其创造潜能的教育体系，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更需转变观念。”

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转变的是自身的态度。我们必须摒弃学术上的势利心态。因为教育最严重的缺陷在于其自我导致的、主动的分裂——教育各组成部分之间强烈的分离倾向，使整个教育事业陷入自我对立。其中最令人痛心的内部阶层分化案例，莫过于学术与职业之间虚假的二元对立。作为第一步，我建议废除“职业教育”这个术语，采用“生涯教育”的概念。每个在校青少年在某个阶段都应属于这个范畴，无论他们是在准备成为外科医生、砌砖工人、母亲还是秘书。

那种认为纯粹为了知识而学的通识教育天然优于实用知识的观点何其荒谬。“学究们对实用教育嗤之以鼻，”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曾指出，“但若教育毫无用处，”他反问道，“那它算什么？”答案当然是毫无价值。所有教育都应是生涯教育，或理应如此。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努力都必须致力于让学生做好两种准备：要么高中毕业后立即获得体面且有价值的工作，要么继续接受更高层次的正式教育。除此之外都是危险的谬论。我提议从此刻起，美国教育应确立一个普遍目标：每个完成12年级学业的年轻人，都应具备进入高等教育或从事有价值职业的能力。

尽管无论从逻辑还是实际利益来看都不对劲，我们始终将职业培训视为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低下“穷亲戚”。我们沿袭了一种对职业教育的社会隔离状态——这种态度自古希腊时代就存在，甚至可能更早。自一战前夕将农业、工业与家庭手工业界定为职业教育领域以来，我们不情愿地教授这些技能：在沉闷的建筑里开设枯燥的课程，面向那些被预先判定“不适合上大学”的年轻人——仿佛大学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更优越的选择。这种偏见何其可悲又愚蠢，尤其对于像美国这样高度依赖机械与技术的国家。古希腊人尚可承受这种势利，毕竟当时只需极简短的课程就能教会一个人如何像牲口一样去干活。甚至半个世纪前的美国人或许也能承受——一个男孩只需跟着父亲犁地、观察家乡的农夫、铁匠和商贩，就能看尽职业前景的全貌。

但今日情形已大不相同，我们亟需重塑教育体系，以适应这个令人惊叹的复杂技术社会所带来的职业需求。当我们谈论当今的职业发展时，已非铁匠铺里的营生，而是关乎国民在终身学习过程中，维系并加速国家全方位发展的能力——这正是教育必须达到的标准。

若我们具备直面问题的勇气与创造力，答案似乎相当简单：是固守显然未能妥善培养半数以上青年的传统教育模式，还是立即启动中等教育全面改革，使其为个人与国家生活作出最大贡献？

我认为我们的选择显而易见。持续的优柔寡断和维持现状只会导致数百万青少年在离开高中时——无论是否获得文凭——既不具备就业能力，也不愿或无法进入大学，最终只带着对任何教育形式的持久厌恶离开校园，既无专业技能又缺乏系统训练。事实上，若要认真思考关于学校“脱离现实”的日益严重的指控，我们必须审视被称为“普通教育”的这一弊端。

当前高中生中仅有30%会进入学术型大学深造，其中三分之一甚至无法获得学士学位。这意味着80%的高中生应接受某种职业培训，但实际只有约25%的适龄学生获得此类训练。因此，我们每年约有150万高中生被迫接受本质上毫无意义的普通综合教育！

他们痛苦而困惑地应付着简化版代数，费力区分形容词与副词的区别，在非大学预科科学课上死记硬背钾的原子量。传统大学预科课程中的人文与科学知识固然对需要且能运用它们的人极具价值，但我们必须承认：对数百万青少年而言，这些知识既无实用价值也无法带来快乐。他们既不会为知识本身而热爱，也无法在职业市场中将其变现。难怪这么多人辍学，并非他们失败了，而是我们辜负了他们。谁不愿瞅准时机，离开一个既不令人满足、又无趣且毫无成效的环境？我们理应痛心于大量年轻人在高中毕业前离校。但坦白说，对大多数人而言，辍学是他们能做出的最明智选择。至少他们能用街头巷尾的鲜活刺激，取代数学课晦涩难懂的魅力。

我要明确表达一个信念：真正有效的生涯教育需要构建新型教育共同体。必须打破将教育系统割裂为封闭领地的藩篱。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将课程体系与学生群体融合为统一而强大的中等教育体系。让学术准备与职业培训并重，使学生间相互汲取力量。为了教育的未来希望，让我们终结那些势利、阻碍知识传播、玷污美国进取精神的学科等级观念。

教会年轻人谋生所需的技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称之为学术还是职业技能，无论他打算靠扳手、计算尺还是莎士比亚诗集谋生。但更根本的是要让这个年轻人具备作为完整的人生活的能力。正如理查德森部长所言：“请记住，我们这个政府部门最核心的使命，始终关乎人性尊严。”

泰德·贝尔现任教育部学校系统副专员，他在近期对学生团体的一次演讲中阐述得尤为精辟。他认为了当代年轻人不仅需要为获取文凭或学位采取行动，更要确保自己在未来岁月中持续学习，成为面向个人未来、适应时代需求的受教育者。

“关键在于，”贝尔博士指出，“每个人都应制定终身学习计划：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共同栖息的人类、周围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传承并创新我们接手的科学、艺术与文学遗产；但最重要的是，领悟世界各国人民如何相互影响。若能在这些方面自我教育，个体就极有可能获得生存优势与美好生活。”

换言之，生活本身及如何生活，是我们所有人的首要使命。而教育过程——无论哪个层级——的根本检验标准，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们以心灵、头脑（对许多人而言还包括双手）全情投入地生存与创造。

要将高中教育视为人生整体准备的关键环节进行真正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综合中等教育环境中完全摒弃传统普通教育，转向现代职业发展体系。这正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我们也意识到，这项涉及三千万学生和数十亿公共资金的宏大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能够推荐全新体系之前，我们认为可以制定过渡战略，包含四项主要行动：

首先，我们正计划对联邦教育办公室下属的职业教育项目进行重大改进。如您所知，该项目每年涉及近5亿美元的支出，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行政机制和项目内容的改革，使各州能够利用这笔资金，让职业教育更贴合那些将在工商界度过一生的年轻人的需求。我们将为各州提供新的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推动现有项目从过度集中于低需求职业的情况转向国家紧缺且未来需求旺盛的职业领域。

目前，各州的培训项目仅能满足每年空缺职位的一半，另一半则由没有任何职业培训的求职者填补。当然，某些领域表现较好，例如农业生产——由于这个相对稳定的就业市场预计增长有限，我们能够满足约70%的农场用工需求。相比之下，卫生健康领域仅能满足约38%的需求，各类技术领域则只有35%。如果您经营农场，这或许不错；但若您管理医院或实验室，情况就不容乐观。

显然，我们需要更加重视计算机程序员与技术人员、激光技术员、喷气机械师等新兴职业领域。卫生行业尤其需要合格人才，如持证实验室技术员、牙科助理、职业治疗师等。此外，环境产业飞速发展，我们也亟需能胜任相关工作的专业人才。不过谈及新兴职业时，有必要提醒自己：即便是计算机编程这样看似前沿的领域，10到20年后也很可能被淘汰——这再次印证了所有专项技能培训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教育基础之上。

其次，我在此建议所有教育与政府部门的协作机构，我们必须为高中毕业生提供更灵活的选择路径，让他们既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也能直接进入职场，而不是永远固守“青少年必须在14岁确定职业方向”这种早已过时的观念。这就要求我们将当前相对狭隘的职业培训项目，拓展为更接近我们最终希望实现的真正生涯教育的形态。职业类学生若想升入社区学院或四年制大学，他们需要的远不止局限性的专项技能培训。而那些在普通教育荒原中徘徊的年轻人，既需要真实接触职场的机会，也需要普通高等教育的升学选择。

第三，我们完全可以在现有支出水平上显著提升职业教育质量——让深谙就业市场动向和真实职场生态的企业界、工业界及工会组织人士与学校开展更紧密的合作。从长远来看，向企业提供进一步的补贴或其他激励措施，以促进“合作教育”和“勤工俭学”项目的拓展，将极大地提升这些项目的效果。开设职业课程的教育机构应当积极争取周边企业参与培训，这不仅能培养学生技能，也能为合作企业定向输送熟练掌握特定领域要求的熟练工队伍。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实践安排必须作为具有实验室性质的真实教育机会来实施，而不能沦为企业的廉价劳动力渠道或学生的零花钱来源。青少年应当有机会体验八种、十种乃至更多职业后，再根据个人志向、技能和兴趣选择深入发展的方向。

第四，我们必须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建立新的领导层，并对职业教育体系理念作出新的承诺。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领导者——他们愿意推动学校与社会问题、发展机遇及其不断变化的需求建立更直接、更紧密的联系。我相信这些领导者将主要来自你们这样的组织机构。不仅现有的职业技术教育领导者要成为变革的合作伙伴，那些长期固守传统模式的普通教育工作者也必须转变角色，成为生涯教育的新支持者。

最后，我想谈谈联邦教育办公室为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最关键环节——师资力量——正在开展的两项极具前景的工作。

教师是学校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而我们也清楚，职业教育的教师目前严重短缺。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正极度缺乏其他关键人才，特别是具备开发和实施高效项目能力的专业人才。

首个举措名为“领导力发展奖”，是根据《教育专业人员发展法案》设立的博士奖学金项目，旨在为职业技术教育领域选拔和培养一批领军人才。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向160名经验丰富的职业教育工作者颁发了首批奖项，支持他们全职攻读博士学位。

这些学员正在11所注重生涯教育的大学深造。这些院校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和残障人士的需求；与产业界、各州及地方学区保持紧密合作；并与周边社区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

培训周期为两至三年，其特色在于突破校园界限，本质上是一个结合研究机会的强化实习项目，让学员能深入探究我们不断变化的职业结构中的复杂性问题。

我们相信这些博士候选人将在生涯教育领域留下建设性的印记。但他们在毕业后并不会被放任自流、自行摸索定位——各州将制定战略规划，将这些人才部署到最能发挥其专长的领域：包括培养职业教育者的高等院校、州职业教育部门、社区学院，以及地方层面参与推动学校系统对生涯教育所必须采取的全新路径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项重要举措，是启动了一个已初见成效的项目，旨在协助各州培养和引进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师资及管理人员。前文提及的“领导力发展奖”将塑造新型生涯教育的开拓者，而本项目则致力于培养实施由这些开拓者制定的、务实且与时俱进的课程方案的教师队伍。

目前我们正资助各州推行各种方案：专项资金用于培训服务弱势群体与残障人士的教育工作者，开发校企师资交流的创新模式，以及设计实施更高效的职业指导体系——后者尤为关键。该资金还用于扩充我前面提到的新兴职业领域的贸易、工业师资规模。

本项目的核心目标是激发各州自主培养能力，使其能按所需数量与质量标准培养职业技术教育师资。这批新生力量将为包括城市学校在内的生涯教育注入活力，而振兴城市学校无疑是当前教育领域的首要任务。

正如尼克松总统所说：“当教育工作者、校董会与政府官员都承认亟需改革教学方式时，我们才能真正踏上教育改革的上升阶梯。”

我相信，我们已开始攀登那段阶梯。至少部分而言，我们已开启这项艰难且持续的改革工作。近年来充满挑战、冲突与全面变革的动荡岁月，给予了我们诸多教训——尤其是关于谦卑的教诲。但这些经历也教会了我们怀抱希望并付诸行动。今日我向诸位阐述的职业教育与教师教育改革举措，仅是我计划在美国联邦教育办公室推行系列改革的第一步。我恳请各位对我所言提出反馈，因为我尤其渴望消除联邦政府与各州教育领导者之间的鸿沟——这鸿沟存在于各州，存在于社区，更存在于全美每一间教室。

若能得到诸位的包容与支持，我将怀着信心重返华盛顿履行职责。我确信诸位已充分理解发展强有力的新型生涯教育的迫切性；确信我们对于必须采取的行动类型及其紧迫性已达成共识。我敬重诸位改革中学教育的能力。毫无疑问，校园正经历迅猛变革，因为你们——教育工作者主动选择了改变。因为有你们，生涯教育事业大有可为。

翻译：李钰菁

导读、校对：许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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